自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学术界给予了广泛关注，在短短数年间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这些成果的内容来看，研究者们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对其概念内涵的解读、形成过程的梳理、时代价值的诠释和实践应用的研究等，而较少从学理上追溯其理论脉络，发掘其思想来源和基础，尤其是哲学基础。必须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它深深植根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之中。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又是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构想。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在哲学立场、致思逻辑、价值取向等方面都高度契合。通过具体阐释二者之间的内在契合点，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将有关研究引向深入，而且有助于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生长点。

一、唯物史观：哲学立场之契合

从哲学立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真正共同体”构想，都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做出的科学预测。唯物史观构成了“真正共同体”构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的哲学基础，二者都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思考并呈现出来的。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也是推演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依据，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之中。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矛盾运动，是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的基本动力。根据马克思的描述，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展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人类社会先后经历（和将要经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来把握，由此将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等三个阶段。“自然共同体”是在生产力低下条件下所形成的、对应着“人的依赖性”状态的人类共同体，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社会形态，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虚幻共同体”则是高于“自然共同体”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对应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虽然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扩展了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表征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了“异化”现象，形成了物对人的统治，加剧了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仍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绊脚石。而要克服这种矛盾状态，只能诉诸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状态基础之上的“真正共同体”，是对分工、异化和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只有在这种理想社会形态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可见，“真正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相对，是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批判改造“虚幻共同体”基础上提出的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图式的构想，这是一个以往一切世代都未曾出现过的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愿景和理想境界。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要达到这一理想社会形态，必须以同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成熟为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彻底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消除人的“异化”现象，使“真正共同体”实现为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存在。

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构想类似，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用一堆空洞口号堆砌起的一座空中楼阁，也不是凌空蹈虚的概念抽象，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对复杂变幻的时代形势做出的深刻反映，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方位提出的准确研判，对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得出的正确预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从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难题入手，把握时代发展态势，在深入分析世界范围内上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引领世界各国，寻求改造人类世界的可行方案。当今世界最大的客观现实是：“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以致国际战略格局出现深刻调整，提出了重塑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实现全球治理升级换代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其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地区间的联结和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日益成为一个互联互通、利益攸关的整体。再次，在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过程出现了大量积重难返的弊病，而由西方国家占主导、以维护西方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全球治理体系对此束手无策。当此之时，有关“命运”的挑战摆在各国人民面前：“人类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从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相连的客观现实，准确把握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提出构建一个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具体而言：第一，这一理念是基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科学指导，针对上述挑战提出来的，是在把握现实基础上进行的思想创造，它直面了当今时代发展的困境，抓住了当代社会最大的现实；第二，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从审视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状态入手、根据当前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提出来的，顺应了国内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符合世情和国情；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倡议，而且是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有具体的实践步骤、发展规划和制度方案。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根于对“人类世界向何处去”的哲学关注，展现了一种创造历史的担当意识，与唯物史观变革现实、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精神一脉相承。

从致思逻辑来看，无论是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构想抑或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侧重点都在“共同”上，具有一种整体视野，体现了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一方面，二者都遵循了一种“类”思维方式，破除了血缘及地缘等因素的限制，将“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另一方面，二者都抱持世界历史的眼光，破除了国别与族别等因素的限制，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

二、整体视野：致思逻辑之契合

要想全面提升我国生态林业建设效率，就要将全新的科学技术传授给林业工作人员，不断优化林业生产手段，将林业的相关科技成果与林业实践工作进行有机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出林业技术的真正价值。要想达到上述要求目标，就要求林业工作人员全面提升林业技术推广工作，积极参与林业生产，将林业技术更好地应用于生态林业建设，从而发挥林业技术的真正作用。

当今时代，世界一体化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加深入、全面、彻底，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已经充分全球化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86页。。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社会，置身事外，封闭发展，每个国家都是全球的重要一分子。在世界历史已然形成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关乎世界前途的重大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明确地表达出一种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看待问题的整体性原则的显著体现。与马克思构想的“真正共同体”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也是视共同体为自己的实践载体，把理想目标的实现寄希望于一种新型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继续向前发展，各领域、各区域之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不仅整个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具有世界性了，“人类是所有人的整体”这一定义有了真正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世界性的生产和生活在促进全球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全球性难题：人类正面临着生态恶化、气候变暖、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疾病蔓延、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挑战，这些整体性问题有的是由原来的局部性问题逐渐演变而来的，有的是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中萌生出来的。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这些问题，只有全人类联合起来，勠力同心，才能得到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出于对各国家、地区之间普遍而深刻联系的基本判断，旨在催生国际社会“类意识”的觉醒，从而能够站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创造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这是一个寻求共识的理想目标，它消除了人的类属性之外的差异性，将全人类的利益连接起来；它是一场事关前途的现实行动，它标示全人类，世界性的责任感、使命感不可或缺。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真正共同体”构想虽然表述不同、背景不同，但它们都把整个人类的命运作为关注的核心，关心全人类的根本福祉，维护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在致思逻辑上相契合。

在人类发展的当前阶段，“真正共同体”构想的实现条件还远未具备，但依据世情、国情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真正共同体”构想在价值取向上却是一致的，即着眼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全球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问题，根本都在于人本身，因此处理任何问题都要立足于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命运”，是对作为个体的人之生命、生存、生活的发展与完善的整体概括，这一概念表达捕捉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凸显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需求。作为一种关乎人类境遇的时代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旨在号召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关注人类前途，作为一个整体去共同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与弊病。如前所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彰显的诸多生存困境，这些生存困境裹挟着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使得现代人普遍处于一种摆脱不了的焦虑状态，显现出生存的矛盾性。例如，贫富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丰富的物质生活与贫乏的精神生活的矛盾、渴望被关爱与越来越疏离的矛盾，等等。“人类命运共体”倡导建设一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实质是聚焦于作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使人摆脱外在、被动型的生活状态，进入到一种内在的主动型的生活状态，其根本着眼点无疑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擘画与畅想“真正共同体”的出发点。“真正共同体”不能脱离“现实的人”而存在。所谓“现实的”，是指这样的“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是有历史条件的个人，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能够通过实践创造各种社会关系的历史主体，而非玄想家们想象出来的脱离了历史的纯粹个人或抽象的“唯一者”。由此出发，马克思强调用“以人为本”的原则取代“以物为本”的原则，致力于使人摆脱原子式的物化形态，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朝向个人发展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真正成为“自由的”“有个性的”主体。从社会形态来看，这一朝向的终点是“真正共同体”。区别于其他形态的共同体，只有“真正共同体”才使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可能，“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6页。，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涉及“两个自由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是“个人的自由发展”。在个人维度方面，在“真正共同体”中，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不仅突破了“自然共同体”中人对人的狭隘依赖关系，也摆脱了“虚幻共同体”中外在的、强制的力量对人的异化和扭曲，从而可以打破社会的固定化分工，不受职业、部门的局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手段进行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个性特点，展示自己的能力、价值，如马克思所形容的：“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另一方面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在整体维度方面，在“真正共同体”中，历史已然转变为世界历史，每个人都不再是孤立地发展，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人意识到别人是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并“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在互相交往中实现共同发展，这就意味着“真正共同体”中的成员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与其他成员的发展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相反，人人都可以各尽所能、各尽其才，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慎重处理了“两个自由发展”的关系，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息息相关，他说，在“真正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关于人的发展的终极景象的经典表述，描绘了人的解放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真正共同体”价值取向的精当概括。

山海关分为内关和外关。历史上有“关门打狗”的说法，指的就是内关，而外关绵延数十里，用来阻断外来的侵犯。城楼上有一门神武的大炮，还有不少造型各异的铜像，铜像有的站着，有的跪着，有的弯着腰……好像时刻准备着要投弹、开炮、打枪……这些铜像生动地展现了历史上士兵准备作战时的情形。

三、人的发展：价值取向之契合

从价值取向来看，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构想和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把人的发展放在了首位，俱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旨归。

首先，撇开纷繁复杂的具体细节不谈，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构想的根本目标是容易确定的，即在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解放逻辑”的实质（只是部分人的政治解放）基础上，追求彻底、完全的人类解放，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有社会理论的最大公约数。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所谓“自由发展”，是指个人发展在不妨碍他人发展的范围内能为个人所驾驭，个人不屈从于强加给他的任何限制，不受外界干扰地发展、完善自己的主体性。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从事多方面的活动和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使自身各方面的本质力量都发展起来，既发展人的劳动活动和能力，也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从根本上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的全面丰富和展开，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载体，将经历一个由相对状态向理想状态趋近的长期阶段，“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性的实现过程”① 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如上所述，一方面，马克思在共同体内部来理解整体的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世界历史”观念来把握共同体的整体性。也就是说，马克思思考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真正共同体”。对于马克思而言，“真正共同体”并非局域性的人类生活方式，而是蕴含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整体的生产生活方式。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从始至终关注的都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而是关心整个人类的利益，关心世界性的问题。马克思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思想和民族意识，身居欧洲却放眼世界，以全球视野来审视人类社会，阐释了人类社会摆脱横向的空间分布，越来越走向整体化的普遍趋势。这种整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彼此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障碍不断消融，原本封闭孤立的国际状态被彻底打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总之，人类历史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整体化，且“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至此，历史转变成了世界历史。而与这一过程相伴而行的是，资产阶级把生产和交换的触角伸展到全球各地，以资本的力量大肆攫取各地财富，引发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导致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贫困潦倒，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在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民族性”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马克思主张通过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及其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消灭剥削，最终过渡到“真正共同体”。资本的全球化流动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以世界性特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著名号召，正是马克思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世界情怀的直观反映。

首先，马克思致力于追求“真正共同体”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共同体对于人类生存发展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据此，马克思甚至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可以发现，马克思是从人的“社会性”去理解人的，他在界定“人的本质”时明确说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会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是人最重要的属性，而从哲学层面反思人的“社会性”，则映照出人类生存的“共在性”。“共在性”是指每个人都是在与其他人的交互联系中共同存在的，这在人类真实地存在之前就已得到确定。“共在”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上，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很多人共同地存在于世；在空间上，人总是与他人生活在同一场所，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孤立在场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具有“类”的关怀，追问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境遇。在他看来，人是一种“类”存在物，具有“类”的特性，是“社会性”“共在性”的存在，人的这种“社会性”“共在性”本质，绝非费尔巴哈所设想的抽象的共同性，相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出于这种整体视野，马克思将个人发展与共同体发展联系起来，以表明人的“社会性”“共在性”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彻底实现。“自然共同体”和“虚幻共同体”，都压抑着人的自由，制约着人的发展，而在“真正共同体”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在根本利益上实现了内在的统一：既消除了群体对个人的压迫，也消解了个人对他人的支配。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寄希望于建立理想的“真正共同体”。

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伊始，所秉持的就是和平发展、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主张世界各国应超越“冷战思维”，抛弃“零和博弈”，发展更加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推进人类共同利益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公开呼吁：“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页。从“两个自由发展”的价值本源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出求同存异、包容多样的规则导向，这是对资本逻辑所缔造的“损人以利己”的全球化秩序的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资本主义狭隘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宽容的精神，它不以一种价值观去强行约束所有人，主张尊重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聚同化异，坚持对话协商、交流互鉴，从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角度来定位各成员“自由发展”的价值方位。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将为每个国家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提供最有力、最坚实的保障，让每个国家及其成员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都得到相应的尊重。总之，只有“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才能共享人类尊严、共享安全保障，沐浴在和平发展的阳光之下。无疑，这是对“以人为本”原则的深刻践行，在深刻改善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将推动人类社会朝着向往已久的美好未来不断迈进。

致谢 本文按照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 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和研究的深度,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号: 11472278和11372330)， 四川省自然基金(基金号: 18ZA0260和2018JY0454)和绵阳师范学院自然基金(基金号: HX2017007和MYSY2017JC06)的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四、结语

由于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构想在哲学立场、致思逻辑、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蕴，其提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马克思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展望，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当代的创造性发展，也是“真正共同体”构想在当代的具体重构，它不仅为新时期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方案，更使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焕发了鲜活的时代意涵。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拟定实现“真正共同体”的具体时间表，探索理想共同体之路依旧敞开，所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失为特定历史阶段推动实现“真正共同体”的一种积极尝试，其作用在于为实现“真正共同体”这一终极目标奠基、铺路。

在建筑给排水施工中的常见问题中漏设倒流防止器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建筑中的给排水系统和城市居民供水系统相连接，供水系统正是借助给排水系统来完成分流工作，保证每个居民小区都得到供水，因此在进行给排水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在城市居民供水系统和给排水系统相连接的位置，安装倒流阀，以此避免出现水流倒流现象。如果没有安装倒流防止阀，那么水就会从高压力的一侧流向低压力的一侧，进而导致水表倒转。不仅如此，如果水流逆行，那么还会对城市居民供水系统中的水资源造成严重的污染，继而影响到居民生活用水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