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思想和现实的关系时，马克思非常深刻地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近些年，政务微信公众号和相关App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化解了政府公共服务“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原有困境和公众印象。但是，政务微信公共服务不应该被视作微信技术和政府服务的简单结合，或者政府服务对微信技术的单纯运用。这是因为，不论是从公共服务的主体还是客体，从政府还是公众而言，政务微信都应以自觉的价值反思为前提。上升至哲学层面，政务微信公共服务一方面作为建立在微信技术基础之上的活动受工具理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受到目的理性的指引。因此，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必须在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辩证统一的价值前提下自觉地将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价值旨归。

一、工具理性：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技术价值前提

技术本身是否具有价值负荷？学术界向来有三种基本立场。第一种是技术中性论，这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价值，技术作为工具其价值完全取决于人在不同的使用中所赋予的不同价值。第二种是技术崇拜论，认为科学技术在人类知识中占支配地位，内在蕴含着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借此可以逐步增强并最终完全实现人类自身的幸福和自由解放。技术崇拜论从文艺复兴开始萌生，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启蒙时代它达到顶峰，拉美特利提出的“人是机器”就是将技术崇拜极致化的典型例子。但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同时带来严重的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此，早在18世纪，启蒙学者内部就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和批判，例如，卢梭在1794年的获奖征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和艺术使得道德堕落和社会混乱。由此形成第三种立场，即技术批判论。针对启蒙思想的内在悖论及科学技术发展所推动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现实恶果，韦伯进而提出了技术批判论的关键范畴——工具（合）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①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他认为，技术的本质不在于价值（合）理性而在于工具（合）理性，即只受功利动机所驱使，追求对外在物所构成的需要系统的满足及其效果最大化，而完全忽视人内在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沿此路线，法兰克福学派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综合，继而将工具理性批判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技术异化及其各种后果的理论前提。其中，马尔库塞提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②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本应作为解放手段的物的工具化却构成对人的全面压抑和深度奴役，人本身反而被工具化为丧失批判性和可能性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提出，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新的合法性形式即新的意识形态，尽管并没有马尔库塞所谓的压抑和奴役人的功能，但确实阻碍独立思考，使人安于现状。

技术批判论以工具理性批判为核心，冲破了技术中性论的错觉和技术崇拜论的幻梦，为我们批判性反思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功能的技术价值前提提供了关键范畴和思想资源。公共服务是政务微信的一种基本功能，而政务微信是以微信技术为基础和载体的，微信技术是以微信软件为呈现平台，包括软件编程、信息传输、控制与处理等在内的多种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综合应用的产物。微信技术作为当前最新技术形态之一，有区别于传统技术的显著特征和巨大优势；但作为技术工具，从本质意义而言，仍具有工具理性的普遍价值前提，即追求外在功利效益及其效率的最大化，反过来却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人际关系构成一定程度的异化性支配。作为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技术基础，微信的工具理性前提及其异化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具体方面：

首先，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及其“绝对剥削”性质。迄今为止，个人用户下载和使用微信是免费的，政府微信公众号和相关政务App也不用向腾讯公司缴纳任何费用。这看上去似乎完全是无偿的公益行为。但是，作为腾讯公司2011年推出的一款即时社交软件，微信实质上是资本主导的产物，毋庸置疑受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本性所驱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只不过盈利方式更为间接和隐蔽而已。同时，它在实际收益上更为高效，甚至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受有限免费模式的大力推动，自问世7年以来，微信用户数呈几何级爆炸式增长。2018年3月5日，微信的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已达10亿以上，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App。与之相应，微信的估值在2016年腾讯公司股票市值2万亿余元人民币的总额中就占据了约40%，即8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从何而来?已知的实际收入来源有微信广告、企业公众号认证、表情包、商家合作、第三方程序、付费游戏、微信商城、用户提现手续费、微信金融等，还有不断开辟的新的盈利途径。毫无疑问，这些巨额收益的最大获利者是腾讯公司及其股东。在2018胡润全球富豪榜上，腾讯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马化腾以2950亿元人民币成华人首富。问题的关键在于，微信的所有收益是建立在广大微信用户及其创造的庞大数据流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微信不可能具有如此巨大的商业价值。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广大微信用户才是创造微信价值的真正劳动者和主体力量，理应参与分享财富收益。然而，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而且是未花资本分文。Christian Fuchs曾通过大量数据材料对信息与计算机技术（ICT）行业利益链的六大环节加以实证研究和哲学分析，得出惊人的结论：类似于中国腾讯公司的美国社交软件Facebook公司处于国际信息与技术行业利益链的顶端，相较于采矿、硬件制造、软件编程等基础行业，其作为衡量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量除以作为劳动者报酬的可变资本量（0），其结果就是趋于无限大。也就是说，Facebook公司对用户的剥削竟然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绝对剥削程度。② See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New York， 2014，pp. 280-281.笔者认为，这也可以用来分析和揭示腾讯公司在微信项目上资本逐利的本性与实质。

有些人不解：为什么要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复原没有多少实穿价值的服装？楚艳说：“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拾起了千百年的文化自信，弥补了断层的文化残缺。将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不仅是对人和衣服最基本的尊敬，更是对衣服背后所承载文化的虔诚与敬畏！”

“目的理性”范畴由黑格尔首次明确提出并在其哲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诚如邓晓芒教授所言黑格尔“对‘工具理性’（知性）的超越只是为了建立‘目的理性’”①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产生和发展是绝对理性创造和推动的过程及其产物，而这个过程同时是绝对理性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的实体与主体辩证统一运动的自我显现和成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绝对理性从对象化、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到最终实现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相统一的绝对目的即绝对自由。可见，黑格尔的“理性”的本质就是自由，“目的理性”的实质就是以自由本身为目的的理性。这尽管是黑格尔“目的理性”的精髓，但毕竟把理性和自由绝对化、抽象化和神秘化了，原因在于绝对理性实质上是理性化、逻辑化了的上帝而非凡俗的人类。这就需要我们对“目的理性”这一概念进行改造和创造性转化，由此康德的伦理学基本命题、韦伯的价值理性范畴率先进入我们理论综合的视野。康德伦理学常被视作义务伦理学，其实这是一个片面甚至错误的观点，因为康德全部伦理学思想可以归结为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实践的命令式将是这样的： 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 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② 《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康德的基本观点是：人相对于物来说，物是手段而人是目的；人相对于人来说，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将自己或他人当作工具，而在理想状态应该视自己或他人为理性存在者、以其自身为目的。这个目的实质上就是人的先验、绝对的意志自由。意志自由之于康德来说既是基本权利又是基本义务。“人是目的”由此成为康德伦理学的精髓。韦伯的“价值（合）理性”范畴更具有经验的和普遍的意义。在韦伯那里，价值（合）理性是与工具（合）理性相对而言的，意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可见，韦伯汲取了康德伦理学的精髓，将“人是目的”的内在价值预设从伦理领域拓展到了一切精神生活的文化形式之中。但是，由于其将两者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否认了工具本身的价值蕴含，笔者并不赞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划分，转而主张以“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的划分来取代之。笔者倡导的“目的理性”是这样一种为人所独具的、普遍的、现实的实践理性：基于上述理论的综合并突破精神文化领域的范围，将其置于马克思所倡导的以人类劳动实践为基础和核心所构造的生活世界的新的地平线上，其根本意蕴是指人的一切实践活动以人自己为根本目的——出于人自己、合乎人自己、为了人自己。而这个“人自己”绝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所说的孤立、固定、绝对的超历史、超社会、超现实的人，而是建立在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倡导的劳动实践基础之上具有联系性、动态性和相对性的历史、社会、现实中的人。因而，“目的理性”所倡导的自由就不再是康德、黑格尔、韦伯等人的任何形式的局限于精神生活的抽象自由，而是立足于人的物质生活并以人的物质生活为核心而同时内在蕴含着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现实自由。

首先，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应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生活需求为出发点。现实的、具体的人具有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其中，社会性是根本属性，既是精神性赖以产生的前提，也是生物性和精神性相互联系和辩证转化的中介和纽带。与此相对应，人的需要是由生物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等三种基本需要构成的多样性统一体，其中以物质生活为表现手段的生物需要是前提和基础，社会需要是中介和纽带，而精神需要则是人的需要区别于动物需要的独特内核和实质。政务微信公共服务作为建立在最新信息科技基础上的新型服务手段和服务方式，在满足大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改善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尤其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满足大众日益增强的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需要等方面，在信息查询、实时处理、收缴费和互动回馈等具体内容和功能上要不断细化和完善，以发挥其时空压缩特征所带来的空前便捷、高效的优势。同时，与以往时代相比，当前时代的人的需要在具体内容及形式上越来越呈现差异化、特殊化的特征，日益彰显人的个体性及其独特人格。因此，政务微信在内容和功能定位上不仅要立足于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以满足人的多样性基本需要，而且还要树立清晰、明确的用户定位，主动分析、掌握和适应当前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差异化、特殊化、个性化的需要。① 参见陈超贤：《政务微信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其次，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应将合乎和促进社会大众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作为其价值准则的核心。根本区别于单纯满足生物需要的动物本能活动，人类为了满足各种需要的实践活动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显著特征，集中体现了人类实践特有的主体能动性。其中，自我选择侧重于从内在本质方面体现人类实践的意识目的性，而自我创造侧重于从外在功能方面体现人类实践的双重变革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传统公共服务不仅受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客观条件的极大制约，而且非常显著地受到作为公共服务具体主体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业务能力等主观条件制约，因而不仅服务范围、效率和程度具有很大局限，而且给作为具体服务对象的社会大众的自我选择、自我创造性的发展与发挥带来很大程度的阻碍。与此相比，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巨大优势在于，利用信息技术超越时空和自动化处理的优势，尽量减少传统公共服务主客等条件的限制，从而顺应和反映社会大众日益增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能力的要求。同时，这也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设计政务微信的具体内容和功能时，要摆脱传统公共服务的主客二分理念和单向度方式，不仅要把社会大众当作服务客体，而且要将其当作自我服务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大众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也才能切实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为此，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应朝“无为而治”的方向努力，搭建完善的平台后视情况所需尽量不要介入或少介入，转由社会大众自己为自己进行公共服务。

目的理性以其根本的人文理念为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克服和超越微信作为技术的工具理性局限提供了人文价值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对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内在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整体的目的进行明确定位，而不能定位不清，更不能本末倒置。就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微信是政务微信的技术基础，是政务的工具，而政务是政务微信的实质内容，是微信的目的；政务微信是公共服务的工具，公共服务则是政务微信的核心功能。那么，作为整体的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又以什么为根本目的呢？显然，不论是作为要素的公共服务、政务微信、政务、微信，还是作为整体的政务微信公共服务都只能是手段或工具而不能是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只能是人本身，即出于人自己、合于人自己、为了人自己。这里的人自己不能诉诸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辨，而必须立足于政务微信公共服务中社会关系的主客二重性。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公共服务是政府作为服务的主体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领域向作为服务的客体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活动保障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从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当前信息社会的结构转型和根本变革来看，随着个人主体性的空前增强和主体间性的凸显，作为公共服务对象的社会大众已不能单纯地被视作客体，而必须同时被当作主体来看待，同时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关系应当基于主体间性加以解构与重建。鉴于当前社会所具有的典型后现代特征，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务必顺应潮流、因势利导，无论是在服务理念还是在服务内容、方式等方面都应自觉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目的理性的人文价值前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二、目的理性：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人文价值前提

官方正式互动往往需要反复论证斟酌，耗费时间较长，相关定量分析显示，政府回应性的提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4] 官方正式互动的效率需要新媒体平台的即时互动强化。 即时互动能够充分发挥新媒体回应及时、交互性强等优势，政府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人员队伍，代表官方与网民进行实时互动，解答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探知民众心态，展开有效的新媒体平台的舆情监测工作，并将信息及时向上级反映，以便及时有效地控制虚假信息的传播，进而保障政府公信力的稳定。

其次，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支配及其对“存在的天命”的遮蔽。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微信必然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渗透和扩张。而且，微信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具有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即以普遍、必然的自然科学规律为前提而具有可重复、可实证、可检验性。这就决定了其至少可以在技术层面超越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年龄、身份、性别等界限而具有广泛的穿透力和普适性。同时，它作为一种当代信息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在于，一开始就以手机为主要载体，由于手机日益智能、廉价和便捷，以及中国人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微信随着手机的普及而迅速走进人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与其他信息技术和手机软件相比，微信不仅在推广策略上更成功，而且在用户体验上更具有双向性、互动性、扩展性、针对性、亲密性、多维化，在传递内容上更具有私密性、即时性，在传递方式上更具有智能、即时、高效和跨平台的灵活性等显著特征和优势。① 参考王玥、郑磊：《中国政务微信研究：特性、内容与互动》，《电子政务》2014年第1期。在用户猛增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微信的功能已从早期的聊天、朋友圈、摇一摇、查找附近的人等扩展至如今的微信支付、理财通、腾讯公益、生活缴费、城市服务、保险服务等多种综合功能，而且还和腾讯新闻、腾讯邮箱等软件捆绑在一起。除此外，还有旅游、餐饮、住宿、娱乐、微商、教育、政务等各方面日益增多的大量第三方服务和小程序。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信息类需求都能在微信中得到满足。这样一来，微信不仅越来越融入人们的现实生活，而且导致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微信，微信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支配人们的交流方式、消费方式、信息获取方式、娱乐方式甚至参政议政方式，等等。当前中国人的生活对微信的依赖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本作为人们生活工具的微信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反过来支配了人们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与自我沦丧的意义上，或许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技术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最高危险……它使存在的天命蔽而不现”② 转引自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下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上述批判性分析并不表明笔者完全赞同技术批判论的所有观点，更不表明要否定微信对于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相反，这恰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大力倡导的。上述观点不过是强调，必须警惕和克服微信异化和人的自我迷失所产生的消极意义和负面作用，借此突破工具理性作为微信技术价值前提的局限，进而凸显和张扬目的理性作为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人文价值前提所具有的更重要、更根本的意义。

第二，心理矫治体系的客观因素。一是测评内容单一，简单的自评量表并不能全面反映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二是系统跟进尚无，对需要心理干预的社区服刑人员没有进一步跟踪、随访、回访；三是专业程度不够，缺少专业化测评系统，专业化人才匮乏，根据测评结果未能提供专业有效的建议；四是相关制度缺失，心理咨询室管理制度、心理测评制度等并不完备，没有形成有效的心理矫治工作机制。

再次，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及其将人“单向度化”。如果说微信对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支配是外在、显明的，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则是内在、隐蔽的。两者相互渗透、转化，互为因果。如康德哲学三大批判所揭示的，人的健全的精神世界应是由理智、意志和情感三大要素的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结构整体；理智不仅表现为科学理性，还分别和意志、情感结合而表现为伦理理性和审美理性。这三方面集中体现了人的精神主体性及其与动物意识的本质区别。但是，微信在这三方面都日益增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第一，从人们登录微信的目的的角度而言，它消解了人们理性的自我反思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刷朋友圈、微信群聊等微信活动日益变成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为刷微信而刷微信的、不由自主的习惯性活动，从而逐渐将理性的人变成海德格尔所说为技术所持存的“常人”，亦即自我沦丧的庸人。第二，从人们在微信中的活动过程而言，消解人们的意志自主能力。人们不仅沉浸在微信的虚拟世界及其所带来的须臾的精神满足中而难以自拔，而且由于朋友圈、微信群等群体的无形压力而对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信息尤其是时政信息产生盲目的从众心理，从而逐渐丧失独立判断、明辨是非及意志自由的能力。第三，从人们的微信活动的结果而言，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手机及微信的情感依赖，以至于人们逐渐将手机及微信当作不可缺少的，甚至最重要的情感寄托。这就是商业化宣传津津乐道的所谓“用户黏性”。这种情感寄托毕竟是以手机及微信的技术存在为前提和对象的，是片面、虚拟的而不是现实社会中完整、真实的情感寄托。因此，这种“用户黏性”越强，实质上意味着人的情感被技术所劫持的程度就越强，人丧失完整、真实的情感的程度也就越严重。总之，微信促使人日益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最后，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消解及全面“物化”。人是未完成、未特定化因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社会存在物，而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现实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这意味着，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自我创造、动态发展并体现和实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然而，微信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支配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最终使得社会关系对人的本质的异化，或者说导致人的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微信不仅作为工具从外部越来越支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支配微信），而且作为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的场域进而将自身转变成社会关系的内部主导因素。如果借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我们可称之为微信拜物教。在这种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愈成为微信用户与微信用户之间的关系，即深度微信化。换言之，物的关系日益变成人的关系，而人的关系却日益变成物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物化”既是卢卡奇阶级意识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也是当前微信状况下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人们的微信活动虽然似乎表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关系越来越亲密，但其实是不知不觉中挤压着人们在微信之外的接触与交往，导致人们在微信之外的现实联系日益减少和日益疏远。人们的微信活动逐渐使得人在表象上似乎在自我创造，而实质上却是被微信所创造；人在表象上似乎在动态发展，而实质上却是机械性重复；人在表象上似乎展现千姿百态的个体独特性，而实质上却趋于千人一面的齐一化。

最后，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应以促进社会大众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其根本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所谓全面发展，我们不应望文生义地仅从外延方面将其理解为在一切方面都得以发展，而应侧重于内涵实质方面并将其理解为社会为个人正当、合理的兴趣、爱好、潜能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和施展而创造必要的机会、条件和途径，而不是漠视、阻碍和扼杀。所谓自我实现，并不是单纯实现个人的目的和理想，而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人完善和社会完善的有机统一，因为自我本身绝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上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和统一体。与以往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服务手段相比较，政务微信公共服务既因其在技术基础方面的前述优越性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了空前的条件和机遇，同时也对政府设计、实施和运作政务微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换言之，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在理念、内容、形式和功能等各方面不能局限于满足大众现有的生活需要，也不能局限于满足大众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而必须树立和贯彻这样一种自觉意识：着眼于和服务于帮助大众克服各种不利条件的限制，促进大众的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

综合频次统计分析指标和中介中心性指标,判定微网领域的技术热点主要集中在下垂控制技术、分布式发电技术、逆变器的研究、孤岛运行与孤岛检测技术、微网中的电能质量5方面。

三、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辩证统一：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价值前提

综上所述，技术中性论忽略甚至否定了技术本身的价值负荷，技术崇拜论过于乐观和片面地强调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直接同一，而极端的技术批判论则过于悲观和片面地强调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对立。此三种基本理论立场及其观点都忽略甚至否定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既对立又统一的性质，因此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揭示两者之辩证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认为，技术工具是人类实践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途径和中介，标志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进一步分析可知，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别集中体现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价值和目的理性价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价值和目的理性价值之辩证关系。一方面，在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杠杆和标志的技术被异化为少数人攫取财富而其他大多数人被奴役、剥削的工具，表明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存在根本性、原则性的区分与对立。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至一定阶段，生产力便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引发社会革命。变革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才能促使技术的工具理性向着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理性方向转化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这里的“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指的便是技术及其应用，“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彰显了技术的工具理性，而“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则强调了技术的目的理性。概言之，技术的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既相互区分、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据此，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价值前提在于促进其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抑或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之辩证统一。一方面，受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制约，作为政务微信公共服务之技术基础的微信在资本的利润追逐、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支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等方面对人的本质及生存发展构成全面、系统的异化，由此表明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存在比以往更加隐蔽、深层次的分裂与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微信以其空前高效、便捷、灵活，交互性、扩展性和私密性为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突破了传统和其他公共服务方式的限制，从而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推动了政府与大众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为人的本质及其自由解放创造了空前的条件和机会，由此表明政务微信公共服务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政务微信公共服务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既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及趋向，又是以人类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公共服务实践中的发挥和发展为前提的。

总之，政府和个人在政务微信公共服务的各个环节应自觉树立和贯彻目的理性意识，既要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又要突破和克服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从而将体现政务微信公共服务技术价值的工具理性与体现其人文价值的目的理性之辩证统一作为基本的价值前提，以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价值旨归。要在现实中实现这一价值前提和价值旨归，就务必要致力于贯彻落实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一个根本任务：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将异化的科学技术还归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财富工具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

BIM技术具有三维可视化的特点，是对建筑及构件的直观表达。所见即所得的方式提高了理解和沟通的效率，降低了二维图纸阅读的专业性要求，对于复杂的空间关系，如复杂管线、体型复杂建筑等来说优势明显，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