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其林发表的文艺论文

可以参考四川大学（1）《文学理论基础》，阎嘉，四川大学出版社（2）《现代西方批评理论》，赵毅衡、傅其林、张怡等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1）《中国文学》，（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刘黎明等主编（2）《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章培恒等，复旦大学出版社（3）《中国古代文学》，周裕锴、谢谦、刘黎明，重庆大学出版社（4）《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怡、干天全，重庆大学出版社 (5)《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北京大学出版社（6）《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复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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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考。博士不好考，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努力，傅其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第十二届教育部霍英东青年基金获得者。担任国家一级学会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美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委会、审美文化专委会副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学院现下设中国文学系、中国语言学系、新闻学系、广告与传播学系、影视艺术系、艺术理论与文化产业系等6个教学系，另设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史研究所、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新闻传播研究所、广播电视研究所、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新媒体研究所、西部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文学艺术研究中心等13个科研机构。现有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学人类学、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戏剧与影视学、艺术理论与文化产业14个教研室。序号教研室名称所属系别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成员 1 文艺学中国文学系阎嘉阎嘉（兼任）冯宪光、傅其林、刘文勇、马睿、任真、阎嘉、赵毅衡 2 中国古典文献学罗鹭何剑平、刘长东、罗鹭、伍晓蔓、项楚、张勇、尹富 3 中国古代文学黄勇丁淑梅、何江南、黄勇、李瑄、吕肖奂、王红、谢谦、张朝富、周裕锴 4 中国现当代文学陈思广陈思广、冯勤、干天全、黄峰、姜飞、靳明全、李怡、毛迅、唐小林、张放、周维东、朱彤 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邱晓林曹顺庆、刘亚丁、卢迎伏、邱晓林、王晓路、张怡 6 语言学及对外汉语中国语言学系谭伟刘颖杜晓莉、李宇凤、刘春卉、刘颖、杨文全、朱姝、 Valeria Petrone（莉丽） 7 汉语言文字学谭伟顾满林、郭萍、蒋宗福、雷汉卿、谭伟、王彤伟、肖娅曼、杨光荣、俞理明、郑春兰、周仁平 8 新闻学新闻学系操慧操慧、陈雪奇、黄顺铭、姜英、蒋晓丽、罗飞、吴建、徐沛、张玉川 9 广播电视学李宜篷蔡尚伟、侯洪、李静、李宜篷、欧阳宏生、魏薇、曾娅妮、朱天 10 广告学广告与传播学系杨效宏杨效宏（兼任）曹邑、丁浩宸、黄海荣、刘平、彭虹、杨晓明、杨效宏 11 编辑出版学白冰白冰、陈翔、段弘、李苓、王炎龙、吴琳、张艳 12 戏剧影视学影视艺术系黎风黎风（兼任）曹峻冰、黎风、王彬、肖薇、易丹 13 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学人类学李春霞李春霞、李祥林、梁昭、徐新建 14 艺术理论与文化产业艺术理论与文化产业系吴兴明吴兴明（兼任）陆正兰、吴兴明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是依托于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博士点，按照科研体制改革的精神，重新规划研究方向，实行人员优化组合，面向全国招聘人才而组建的新型研究机构。我校的俗文化研究一贯具有优势。项楚的变文、歌辞、白话诗研究，其卓越成就为国内外所公认。其《敦煌文学丛考》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一等奖。周裕锴的俗文学和禅宗偈颂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也很有影响，其《宋代诗学通论》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二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三等奖。俞理明教授、雷汉卿教授、张勇教授等也曾获四川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近10年来，两个博士点的青年科研人员开拓了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取得很大成绩。1999年6月，根据科研体制改革的精神，由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学科点对原有研究方向重新规划，对原有学术力量实施优化组合，建成了本所。并邀请国内名牌大学的杰出教授加盟，实现强强联合，如清华大学的王小盾教授、浙江大学的张涌泉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董志翘教授皆是学坛翘楚。目前全所科研人员少而精，大都承担着本领域的国家或部省级项目，整体力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本研究所由项楚教授任所长，周裕锴教授、李诚教授任副所长。汉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于 1981 年，本所在汉语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学人类学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郭沫若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和散文的研究亦蜚声海内外。其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文系合办并具体承办的学术期刊《中外文化与文论》自 1996 年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研究所目前承担有国家、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10 余项，所长冯宪光。汉语史研究所成立于 1990 年。含汉语史、文字学、汉语辞书 3 个研究方向，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是其主要研究方向，在全国高校中居领先地位。近年来，该所创建并不断健全了中古汉语语料、资料库。研究所名誉所长张永言教授，现任所长为俞理明教授，成员有张永言、赵振铎、向熹、蒋宗福、雷汉卿、杨文全、杨光荣等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1998 年，主要研究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主要成员有曹顺庆、杨武能、赵毅衡、徐新建、王晓路等学者，所长为曹顺庆教授。文学艺术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涉及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艺术理论与文化产业系、影视剧创作与制作中心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在艺术美学、中国古代艺术史、艺术人类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设计等方向上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积淀和鲜明的自身特色，近五年来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国内艺术学领域权威期刊《文艺研究》发表论文12篇，国际A&HCI检索论文数篇。此外，本学科学者不仅先后获11项国家专利授权和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还多次参与金沙博物馆、成都宽窄巷子等全国知名的重要文化艺术产业策划。现任主任为曹顺庆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其学术特色重在研究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方面的实际问题，紧密为新闻实际工作服务并在报业研究方面颇具特色。首任所长邱沛篁教授，现任所长欧阳宏生教授。广播电视研究所成立于 1995 年。该所所为高校师生科研、实践作品成果提供及时发表、出版的机会，在“教学、科研、实践”上开创了一条社会与高校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路子。现任所长为蔡尚伟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创办于2003年12月，是集研究、咨询、培训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活动于一体的学术机构。中心的宗旨在于综合发挥四川大学的学科优势，联合国内外有关学术力量，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面向地方与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的文化研究。承担国内外重大科研项目、接受地方委托决策咨询任务、培养和培训有关专门人才。中心以四川大学为依托，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由高校优秀管理专家、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以及企业共同参与，以自觉推动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传播为己任，致力于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现任所长王炎龙副教授。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四川大学所属的从事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管理决策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跨院所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中心的宗旨是发挥各学科综合优势，深入研究世界文化产业特别是亚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走向，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思路与方案，提供有关决策咨询服务，培养和培训有关专门人才，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现任主任为蔡尚伟教授。四川大学—四川音乐学院文学与音乐传播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该研究所是为促进文学与音乐学科间的互动交流和交叉融合，实现跨学科研究与优质教育资源整合，为国家培养文学与音乐专业的高级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经两校共同协商而建立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该研究所所长曹顺庆教授，成员有四川音乐学院柴永柏教授、易柯教授、敖昌群教授、宋名筑教授、甘绍成教授、胡晓教授等六位学者担任副博导工作，通过合作方式联合培养“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自2009年成立以来，该研究所围绕“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制订招生计划和培养方案，开设相关课程。迄今，共培养了10余名“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从2013年起，该研究所开始招收艺术学学位“艺术与文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腾讯新媒体研究所 2009年5月成立，是四川大学与著名IT公司、新媒体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新媒体的社会影响，依靠新媒体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策略等。现任所长为蒋晓丽教授。娇子创意产业研究所研究所是整合四川大学校外内从事文化产业、广告营销及品牌传播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力量和专家队伍，进行创意产业研究、相关学术交流、组织合作攻关的高校学者与行业专家自由结合型的非正式编制的研究机构，也是发展四川大学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创意产业进行适时观察与研究的机构。现任所长为杨效宏教授。研究所的基本任务：适时观察和注视当前正在蓬勃发展的我国创意产业的动态、尤其是我国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理念、创新人才和创新模式的最新进展，并依此建立创意产业文献资料和信息档案库。同时寻求与产业领域企事业单位和组织的合作，进行相关方面的科研课题和组织学术活动。本所中长期目标是加强与产业领域内相关企事业单位与组织的合作，进行产业创新理念与实施效果的研究和创意人才的研究与评估等专业学术活动。今后的目标为扩展国家级或省部级研究课题立项，召开有国内外同行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加强与国内外创意产业领域研究机构学术联系与交流，创办学术刊物或专业网站，逐步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在创意产业领域的研究基地。研究所的任务方向：为政府提供创意产业的政策咨询；为创意产业企业提供市场策略咨询；为创意产业市场发展提供前瞻性的研究；为创意产业提供原创性的内容及成果。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2008年12月创立，隶属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由赵毅衡教授主持。该研究所系统把符号学方法扩展至传媒学、文化研究、叙述研究，以及中国典籍研究，拓宽了符号学运动的封面。出版专业辑刊《符号与传媒》（Signs&Media）建立网站“符号学论坛”，编辑电子刊物《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动态》编辑《符号学丛书》、《符号学开拓丛书》出版《当代符号学译丛》开设符号学与符号叙述学课程，并招收硕博士

张其林发表的专业论文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重点项目(40135010)子课题（地闪回击电场变化特征），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2002-2005，负责人；2)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ZCX2-YW-206）子课题（雷电流及其电磁辐射环境的数值模拟研究），中科院大气物理所，2007-2009，负责人；3) 青岛市雷电监测预警系统项目，青岛市气象局，2008.1-2008.5，负责人；4）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我国雷击火多发地区地闪的探测定位与特征提取技术”子课题“基于GIS平台的雷电定位可视化显示系统”，2008-2011，负责人5)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强对流天气系统雷电活动的实验和理论研究”，2003-2007，主要参加人；6) 国家青年科学基金“人工触发雷电中高能辐射的观测与研究”，2006-2009，主要参加人。二、近五年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以第1署名人发表的学术论文1) 张其林，郄秀书，王怀斌等. 高原雷暴地闪回击辐射场特征分析，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3,23(9):94-98.（权威，EI检索）2) 张其林, 郄秀书，王怀斌等. 近距离负地闪电场波形的观测分析与数值模拟，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5，25(18)：126-130. （权威，EI检索）3) 张其林，孔祥贞，郄秀书等. 人工引发闪电和自然闪电回击电流波形的对比分析，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7，27（6）:67-71. （权威，EI检索）4) 张其林，郄秀书，周筠君等. 人工引发闪电先导-回击电场变化特征的观测分, 强激光与粒子束，2006，18(12)：2004-2010. （核心，EI检索）5) 张其林, 郄秀书. 地闪回击辐射场波形的重构及地闪放电参量的估算, 高原气象（一级核心）

傅海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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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资料很详细不过谁都发现了光有速度，只是测不出来罢了这个问题问的有毛病！！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一）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翠竹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第一真正证明光是有速度的应该是丹麦王文学家罗默。而认为光是有速度的，可能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哲学家。西方哲学中有一种思想，认为相互作用是不可能超距的，也就是不可能不需要时间的。因此很多科学家认为无论是光、还是磁场、万有引力场，它们的传播都不可能是超距作用的，必然都需要时间，具有速度。光速是有限还是无限，到17世纪还有争议，笛卡尔认为是无限的，伽利略认为是有限的。 17世纪初，伽利略用测量声速的方法来测量光速，他让两个人各提一盏有遮光板的灯，并分别站在相距约1．6千米的地方，令第一个人先打开他的灯，同时开始计时；第二个人见到第一个人的灯亮时，立刻打开自己的灯；当第一个人看见第二个人的灯亮时，停止计时，这样测出光从第一个人到第二个人再返回所用的时间，再测出两地的距离，就可以计算出光的速度。从原理上讲，伽利略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实验失败了。这是因为光速很大，1／7秒能绕地球一周多，靠当时的条件在地球上用通常测声速的方法测光速是难以实现的。于是，人们把测光速的场地移到太空。在伽利略去世后约30年，丹麦王文学家罗默在观察木星的卫星食中，于1676年指出光速是有限的。木星是一个周期为12年的太阳行星，它有11个卫星——木星的月亮，其中4个最亮的可用合适的望远镜看到，它们绕木星旋转的轨道平面几乎重合于地球和木星绕太阳旋转的轨道面。因而木星的卫星每绕木星一周将在进入木星影处发生一次蚀。最接近于木星的卫星，其周期是42小时28分16秒（约为7／4天），它走过自己直径那样的距离约需3．5分钟，因而用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它刚发生蚀的瞬间，在这个系统里，木星的卫星蚀，一方面作为一个信号供地球上人来观察，同时，此卫星蚀的周期过程又是一个准确的时钟，如果地球相对于木星的距离不变，或者光速为无限大（信号由木星那里传到地球不需要时间），则每隔42小时28分16秒自然就看到该卫星的蚀一次。但是，众所周知，光速不是无限大，并且地球每时都在改变着它与木星的距离，所以在地球上看到的木星的卫星相邻蚀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变化的。显然这个变化与地球相对于木星的距离的变化和光速的大小有关。罗默从他的测量得出，光走过与地球轨道半径等长的距离所需的时间约为11分钟。在罗默的时代只知道地球轨道半径的近似值，当取此半径为149．7×106千米时，算得光速c＝215000千米／秒。在地球上较短的距离内用实验的方法测出光速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1849年德国物理学家菲索用“齿轮法”测出光速。菲索当时测得空气中的光速：c＝315300千米／秒。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用旋转镜法测得空气中的光速：c＝298×108米／秒。傅科还第一次测出了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为2．23×108米／秒，相当空气中光速的四分之三。 1924—1927年，美国科学家迈克尔孙综合菲索和傅科测光速方法的优点，用旋转棱镜法，在美国海拔5500米、相距35千米的威尔孙山和圣安东尼奥山进行实验，精确地测得光速：c＝299796±4千米／秒。非常接近1975年第15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采用的光速值c＝299792．458±0．001千米／秒。

傅聪发表的论文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回答者：F_MONKEY - 见习魔法师二级 3-9 18:19其实，我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一样的平凡与伟大。我们的父亲也是经常为我们的生计，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我们能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我们能拥有好的成绩，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尽了心血，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父亲！傅雷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满爱心的心理使得他的子女可以健康的成长

现在，大儿子傅凌霄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刚结婚，我还没有抱上孙子，小儿子傅凌云在大学哲学系读博士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都尔的本堂神甫》《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幻灭》等名著十五部；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本书共分“印象、影像、影响、附录”四辑。“印象、影像、影响”三词，取其同音异声，简洁明快，却能把傅雷的世界概括扼要地呈现出来。第一辑“印象”包括各位名家如柯灵、楼适夷、杨绛、雷垣、刘抗、朔望等对故友的怀念，傅聪、傅敏昆仲对其先翁的追思，以及陈子善及叶永烈的文章。第二辑“影像”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涉及翻译成就、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有关《家书》的文章，分别由楼适夷、黄苗子、叶永烈、林文月、刘再复等执笔；有关《译文集》及《全集》的文章，则由罗新璋及我本人所撰；庞熏、林臻、金梅、罗新璋讨论傅雷的艺术境界；赵志钧、史易堂描述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之交；刘靖之研究傅雷的音乐观；至于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神交，傅译巴尔扎克的艺术及傅雷译品的精髓等，则由罗新璋及本人分别阐述。第三辑“影响”，除了萧芳芳一文之外，编收了不少全新的文章，包括黄宗英、王师北的散文，宋学智、许钧、萧红及本人的长篇论文，张森根所撰的《傅敏与<傅雷家书>》与本人所撰的《赤子之心中国魂——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以及江小燕的《我为什么替傅雷家属收骨灰？》。这一辑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傅雷弃世已经四十载，他的人格美、翻译观到底启发了多少人？什么人？他的译着译品到底如何影响了译途上的后进者？他的风骨与精神，对艺术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为人处世的认真与执着又如何体现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傅雷精神的当下意义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各篇收编的文章中逐一剖析。第四辑“附录”，除了包括最新发现的傅雷函件之外，主要列出《傅雷年谱》及《傅雷主要译着年表》，这是由傅敏及罗新璋重新修订的，内容最为详尽完整。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傅利明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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